彭博專欄：耶倫的稅務計畫堪比川普的貿易戰

【彭博】-- 如果你期望在川普時代關稅戰和推特外交的大戲落幕後，喬·拜登政府會在貿易問題上回歸正常，那麼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有不同的想法。

她周一宣布期望達成全球最低公司稅率，這對國際經濟秩序造成的衝擊，幾乎可以與川普決定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相提並論。

兩個現象作為現代全球經濟的基本方面而存在關聯。在損益表的上半部分，通過將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其他新興經濟體，企業削減了運營支出。在損益表的下半部分，他們對稅項費用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將利潤轉移到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愛爾蘭、荷蘭、盧森堡、新加坡和瑞士等低稅率司法管轄區。

現代跨國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依賴於這兩項行動。我們曾經寫過，在截至2018年的十年間，僅僅七個用於避稅的離岸中心流經的外國直接投資就達到約三分之一。根據《愛爾蘭時報》的年度排名，愛爾蘭最大的四家公司分別是蘋果、Alphabet Inc.、Facebook Inc.和微軟在當地的子公司。在截至2019年的十年中，對於每1美元投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僅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人口合計約10萬人）就會收到大約76美分。

這種「投資」更多是以公司倒置重組和授予智慧財產權的形式進行，而不是建立真正的新業務。即便如此，這也對公司利潤以及政府征稅收入產生了重大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去年的一項研究，減少此類行為的改革措施可給各國帶來每年約1,000億美元的效益。其他人估計的數字還要高得多：2018年一項有影響力的研究認為，全球的稅收收入損失約為2.15萬億美元公司稅納稅額的10%，而歐盟可能高達20%。

耶倫不是第一個建議嚴厲打擊這種行為的人。事實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的最初幾年，此類行動就被認為是危機後政府預算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決此類活動也就成為了20國集團和經合組織等國際機構的一個主要議題。

要說這些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效果，那就過於誇大其詞了。事實上，雖然國際清談俱樂部有關此話題的爭議一直沒有結果，但過去十年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實際行動，他們不再致力於防止利潤外流，而是改為降低自己的稅率。自2008年以來，37個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有24個降低了自己的企業稅率。只有7個提高了企業稅率。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為該問題提供了部分解決方案。如果你可以將自己的稅率降到低於瑞士（例如像英國那樣），那麼你就消除了跨國公司將利潤轉移到那裡的主要誘因。問題在於，愛爾蘭的稅率為12.5%，而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等根本不征企業利潤稅。這是一場逐底競賽，富裕國家政府要想獲勝，就只能大幅度削減開支，或是將越來越多的財政負擔轉移到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的肩上。

耶倫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是正確的，但要想取得進展，挑戰仍然很大。大公司和企業游說團體與中國打交道比與百慕大、荷蘭和新加坡打交道要困難得多，但即使是在那兒，川普與北京的貿易戰也遭到了明顯的抗拒。只要這個世界不能就此問題採取集體行動，各個已開發國家中最富有的公司就會從中大幅受益。鑒於避稅策略對其經濟的重要性，也很難讓低稅率司法轄區參與進來。

美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有強大的話語權。由於過去十年美國歷屆政府對美元的武器化，世界上各個國家無論自身是何規則，都必須遵守美國的制裁規定。香港遭到制裁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工資只能收現金，就是因為哪怕是香港的中資銀行也不會冒與美國司法部作對的風險。

如果真心想打擊避稅，那就意味著拜登政府應該能夠找到辦法。然而，過去十年失敗的改革嘗試使人們有理由懷疑變革是否會到來。不管華盛頓怎麼說，2030年公司稅率下行的風險還是大於上行。

（David Fickling是彭博視角專欄作家，跟蹤大宗商品以及工業和消費類公司。本專欄並不代表彭博有限合伙企業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原文標題Yellen’s Tax Plan Is as Big as Trump’s Trade War: David Fic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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