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 3 名美籍經濟學家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共同獲獎,三人的研究提供外界了解制度如何影響國家繁榮,以及窮國為什麼窮的原因。
1967 年出生於土耳其的 Acemoglu1 擁有美國和土耳其雙重國籍,在 1992 年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畢業後隔年獲聘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指導過 60 多名博士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土耳其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此次獲獎後,Acemoglu 成為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土耳其裔學者,也是首位獲獎的土耳其裔經濟學家。
Acemoglu 研究興趣廣泛,包括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與增長、人力資本理論、增長理論、創新、搜索理論、網路經濟學和學習,其中就涉及本次獲獎主題,也就是不同社會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例如政治制度差異、經濟政策的不同以及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多樣性。
值得一提的是,Acemoglu 是 AI 的「觀望著」,並認為大規模投資 AI 的理由尚不明確且 AI 只能完成 5% 的工作。
Johnson 則在 1963 年於英國出生,在 1989 年獲得麻省理工大學博士學位,1996 年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他曾在 2000 年到 2001 年擔任美國證交會 (SEC) 市場信息諮詢委員會成員,在 2007 年到 2008 年亦曾任國際貨幣基金 (IMF) 首席經濟學家跟研究部主任。
Johnson 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研究專家,長期關注危機的預防和緩解,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問題。
Johnson 還非常熱衷於參與社會傳播,是經濟學學術網站 BaselineScenario.com 創辦人之一,並擔任《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新共和》等媒體的撰稿人。
Acemoglu 跟 Johnson 獲獎後,麻省理工學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員名單增至十位,若以校友來看的話則有 13 位。
Robinson 則是三位獲獎者中最年長的一位。他於 1982 年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士,1986 年在英國華威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93 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 000 自 2015 年起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目前還擔任芝加哥大學皮爾遜全球衝突研究與解決研究所所長。
Robinson 研究興趣聚焦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國家,曾前往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海地、剛果、奈及利亞、獅子山、南非、辛巴威等國進行實地考察並收集數據。
在此次獲獎前,三位學者已經長期密切合作多年,他們對此次獲獎問題的研究興趣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從他們三人合作的論文中可見一般,包括三人共同署名的《殖民地起源比較發展的實證研究》(2001)、《非洲的成功故事》(2001)以及《歐洲的崛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變革和經濟增長》(2005)等等。
他們三人於 2002 年共同完成的、發表於《經濟學季刊》的論文《貧富的逆轉——論現代世界貧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代表著他們此次獲獎的核心思想框架,也是 1 瑞典皇家科學院周一 (14 日) 公佈的 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詞中的核心理論。
長期以來,地理被認為是影響國家財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氣候溫和的地區被認為更有利於農業生產和發展。然而,三位經濟學家認為地理因素並不是決定國家貧富的唯一原因,雖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確實對經濟發展有影響,但它們並不能完全解釋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異。
他們認為,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而不良的制度則會導致經濟停滯和貧困。具體來說,包容性制度有助於長期經濟增長,而掠奪性制度則會阻礙經濟發展。
三位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殖民歷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區引入的制度對現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響。 在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進了長期的經濟增長; 而在另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掠奪性制度,導致了長期的貧困。
三位經濟學家認為之所以為有這種差異,是因為在原本最貧窮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歐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進長期繁榮的制度,但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為足夠富裕,制度反而卻更加掠奪性,對當地人口的繁榮促進作用較小。這種制度差異是現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他們呼籲,解決全球收入不平等的關鍵在於建立和維護良好的制度,這不僅需要政府的努力,還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援和合作。
更多鉅亨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