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財經 宏觀視野：追求GDP定福祉？
大約10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發表了一份名為《錯誤地衡量我們的生活：為甚麼GDP增長不等於社會進步》（Mismeasuring Our Lives：Why GDP Doesn’t Add Up）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提出，為了人類福祉而捨棄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標的理論。近年來，這種主張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
上述概念是以人類福祉作為衡量社會表現的指標，伴隨而來的是愈來愈多投資者在決策過程中將社會因素納入考慮。洞悉能夠提升社會快樂指數的因素，將有助我們從環境、社會及管治（ESG）中的社會因素識別出環球經濟體系中的潛在風險。
社會因素可衝擊金融市場
人均GDP與國家快樂指數息息相關，但對於愈富有的人而言，能夠從獲得更多金錢而得到的快樂就更少。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達到70,000美元時，快樂指數便會到達橫行區間。
快樂指數與收入的相互關係密切，背後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廣泛不平等的情況下，套用「共同富裕」政策是相對合理做法。第二，相比起推動經濟增長，較富裕的國家或會有其他方法讓國民感到快樂。
以生活滿意程度作為分析標準，從而發掘能夠解釋客觀快樂指數的社會因素。結果顯示，與快樂指數關係最密切的4個因素是：個人收入、長期失業、自我評估健康狀況和清廉印象。
以往有不少例子，證明社會因素可為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很多時候，人們的快樂因為福祉水平太低而破滅，往往會帶來民粹主義政府。從這個角度看，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框架的宏觀投資者，不應試圖從「快樂」市場爭取回報，反而應考慮那些在投資「不快樂」市場時有可能需要面對的風險。
ESG研究揭3大經濟風險
由研究ESG因素當中的社會因素，發現了現時環球經濟體系的3項風險：其一，對財政政策的廣泛需要或會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美國聯儲局已意識到財政政策可為社會帶來影響，以及其需要為改善不平等狀況肩負的責任。
這讓政策趨向維持低息環境，藉以延長經濟周期和改善國民的福祉。然而，以此直截了當的方式應對，或會讓聯儲局在通脹當前陷於後知後覺的局面。通脹不但會蠶食收入，任何進取的反應式加息舉動都有可能讓經濟墮進衰退，形成自我摧毀的「盛極而衰」周期。屆時，社會將受到收入下跌和失業率增加雙重夾擊。
其二，能源轉型是否以社會代價成全環保？應對氣候變化，對於後代的可持續繁衍和福祉相當重要。長遠而言，能源轉型是在潔淨能源領域創造較高薪職位的良機。然而，在處理方面將需要十分小心，因為轉型過程很可能會為現今世代帶來社會方面的影響。
其三，疫情後的社會動盪會否暴露企業管治方面的不足？在疫情期間，各國為保障人民的健康而實施封城措施，但同時亦為人們的心理健康、收入和就業帶來了負面影響，當局要取得平衡實在不易。
到底人類是否應從追求GDP轉為追求福祉，目前仍未有定論，但找出讓社會快樂的因素，有助於從中識別出環球經濟體系的潛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