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六次災難給我們應對疫症危機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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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正處理西班牙流感受害者。 圖片來源:ZUMA PRESS
1918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正處理西班牙流感受害者。 圖片來源:ZUMA PRESS

冠狀病毒已經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這種衝擊最初體現在供應鏈中斷和出行受限上,而現在,影響迅速蔓延,人們開始自發或應政府要求進行「社交隔離」,學校等公共場所關閉,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業都停工歇業。按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顧問穆罕默德·艾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的說法,「全球經濟突然停擺」。

至於此次衝擊的規模和性質,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先例。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未來一個季度的產值將比2008年至2009年經濟衰退最嚴重的那個季度降幅更大。然而以往的大規模流行病、災難和危機事件還是能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讓我們了解將來可能發生什麼、決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轉或惡化、以及可能產生的長期後果等。

我們從中總結了幾個主要的經驗教訓:

首先,政府和公眾永遠得在經濟穩定與公共衛生安全之間權衡利弊。他們越重視健康和安全,短期內要付出的經濟代價就越大,反之亦然。

其次,災難發生之初,決策者要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他們最初的反應往往是畏手畏腳或偏離目標的,而且往往由於存在政治分歧,政府沒有及時採取更徹底的行動。

「我們領悟到:必須做到速度優先、分階段思考問題以及保持資訊透明度,至於這樣做的成本,放到以後再考慮。」蒂姆·亞當斯說道。在「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期間,亞當斯任職於美國財政部,現在擔任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長。他說:「如果你行動遲緩,想制訂出完美的應對措施,就會失去寶貴的時間,而且不管你的應對措施多麼完美,總會有所遺漏。」

第三,災害往往會永久性地改變人們的習慣,而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和地區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才能恢復。卡特里娜颶風過後,新奧爾良的人口下降了一半,雖然後來人口數量穩步回升, 但至今還沒有恢復到颶風前的水平。不過,就整個社會而言,創傷的癒合速度非常快。人類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

雖然冠狀病毒不是流感病毒,但新冠疫情與20世紀的大規模流感相類似,因為它具有高度傳染性和相對高的致命性。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最高,導致全球至少5億人被感染(佔當時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人數至少達到5,000萬;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其中美國死亡人數達67.5萬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西班牙流感只對美國經濟造成了輕微的影響。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表示,美國的經濟衰退始於1918年8月,並持續到1919年3月。流感可能不是導致經濟衰退的原因。2006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和蒂姆·薩金特(Tim Sargent)為加拿大財政部寫了一篇論文,論證西班牙流感對國際貿易、零售、鐵路客運和股價幾乎毫無影響。他們發現,流感疫情對美國工業生產有一定影響,工業產量在1918年10月和11月急劇下降,但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軍工生產亦隨之下降。他們認為,西班牙流感只導致美國的年度工業產值下降了0.5%。

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首先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需要密切社交接觸的工作種類要少得多。按詹姆斯和薩金特的說法,當時從事農業、漁業和林業的人口佔美國職業人口的16%;而到2004年比例下降至0.3%。當時的工人幾乎沒有病假亦沒有失業保險。因此,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沒法工作,工人就沒有了生活來源。

其次,當時很多政府都專注於戰事,不像現在這樣重視遏制疫情;而聯邦政府在抗擊傳染病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約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書中寫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從未公開提及過西班牙流感;芝加哥的公共衛生專員甚至拒絕關閉企業,巴里引用他的話說:「我們的職責是讓人民遠離恐懼。憂慮比流行病更能奪人性命。」

根據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J. Hatchett)、卡特·邁切爾(Carter E. Mecher)和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07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凡持這種態度的城市,其民眾的死亡率高於其他城市。疫情爆發16天后,費城才開始限制社交聚會,甚至還允許一個遊行照常進行。聖路易斯市則在疫情爆發兩天後就採取了限制措施。在疾病高峰期,費城的日死亡率比聖路易斯市高出五倍甚至更多。這裏的經驗教訓是:美國人越願意承受短期經濟損失,就能挽救越多生命。

1957年,源自亞洲的大規模流感疫情在世界範圍內造成100多萬人死亡,在美國造成10萬人死亡;不過,有些估算數據較這低一些。 那年2月份,疫情在中國出現,6月初蔓延到美國;9月份學校開學,疫情在美國大規模爆發。根據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生物安全中心(Center for Biosecurity )所做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10月7日,曼哈頓43%的學生和11%的教師因病請假;而到了10月底,全美國超過一半的縣都受流感侵襲。

與1918年一樣,這場大規模流行病與經濟衰退同時發生,但經濟衰退的原因是聯儲局一直在提高利率,以應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詹姆斯和薩金特發現,流感疫情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非常小的」 影響,而這主要是由曠工造成的。

1957年的疫情對經濟影響如此之小,原因或許在於人們普遍沒有採取社交隔離措施,這與1918年的情形如出一轍。1957年,各州官員和聯邦官員都接種了疫苗,這是他們的第一道防線;而在1918年,疫苗尚未問世。但是,匹茲堡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疫情達到頂峰時,美國所生產的疫苗只夠17%的人口接種,而且最多只有60%的疫苗有效,所以它對緩解疫情效果甚微。當局拒絕採取社交隔離措施,大多數學校照常上課,很多人病情不重,醫院不予以收治。

1957年、1968年和2009年的大規模流感具有高度傳染性,但與西班牙流感和2019新冠病毒病相比,它們的致死率要低得多。或許因為經歷過這些大規模流感,公眾起初對冠狀病毒並不在意。現在,各國政府願意採取比以往更具經濟破壞性的補救措施。

當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駕駛噴氣式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時,他們給美國人的安全感和美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用航空停業三天;由於曼哈頓下城遭受嚴重破壞,股市亦隨之關閉;全國進入高度戒備狀態,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往來陷入停滯;民眾焦慮不安,不敢到商店和購物中心購物。

當時經濟學家預測恐怖襲擊將使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並進入衰退期。 人們不再願意坐飛機,不再願意在高樓裡工作,或者不願把辦公室設在紐約市。但隨後美國經濟迅速反彈。事後的結論是:恐怖襲擊發生前六個月,互聯網泡沫破滅早就已經引發了經濟衰退,而在恐怖襲擊兩個月後,這場衰退就結束了。

經濟反彈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政府制訂了激進的應對政策。市場重新開放那天,聯儲局及歐元區、加拿大和瑞典央行都進行了減息。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汽車製造商推出零利率貸款,汽車銷量飆升。後續沒有發生新的恐怖襲擊,民眾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感也逐漸消退。

不到兩周時間,美國國會就批准劃撥400億美元用於應急重建和國土防禦,並提供50億美元現金援助和高達100億美元的航空公司貸款擔保。民主、共和兩黨都同意採取更多經濟刺激措施,但不久後談判因刺激計劃的具體構成陷入僵局。到了3月份,國會終於通過了政府提出的多項計劃,同意在一年內增加510億美元預算、五年內增加940億美元,以此刺激經濟。美國經濟開始復甦。

目前我們能學到的也僅此而已。當時,美國政府要求民眾繼續工作、娛樂和購物,宣稱這才是打敗基地組織的最佳方式;而如今,政府要求民眾閉門不出,以此消滅冠狀病毒。此外,由於利率過高,零利率汽車貸款不復存在。 當年「9·11」襲擊對經濟的衝擊僅限於美國,而且持續時間很短;而如今,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星期或好幾個月,所以美國民眾無法指望外國伸出援手來緩解國內的經濟衰退。彼時美國經濟展現了強大的韌性。人們迅速適應了高度戒備狀態;而在接下來幾年航空客流量以及對紐約辦公空間的需求恢復到了恐怖襲擊前的水平。

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寥寥幾人乘坐。 圖片來源: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寥寥幾人乘坐。 圖片來源: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2003年,香港經歷了非典疫情。這次疫情可謂新冠肺炎的預演。非典病毒最早出現在中國,起初官方沒有及時披露疫情,隨後不得不採取嚴厲的隔離措施來阻止其蔓延。非典病毒可能是通過一名大陸醫生輸入香港的,該醫生於2003年2月入住了香港的一家酒店。

政府起初淡化了疫情的嚴重性。 到3月底,香港一幢住宅大樓疫情爆發,經媒體報導之後,香港市民幾乎自發地採取了社交隔離措施。「對於非典病毒的恐懼感開始在整個香港蔓延,」香港大學經濟學家蕭如彬(Alan Siu)和王于漸(Y.C.Richard Wong)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口罩迅速沽清,到處都可以看到戴口罩的市民。公共場所每天消毒數次;人們更加頻繁地洗手,儘量不去擁擠的地方;餐館、商店、電影院和其他娛樂場無人光顧。」香港政府最終關閉了學校,並要求任何確診或疑似非典患者進行自我隔離。

非典疫情給依賴觀光旅遊業的香港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根據蕭如彬和王於漸的數據,3月至5月間,日均抵港和離港旅客數量下降了80%,酒店入住率則從80%下降到不足20%。第二季度失業率飆升,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大幅縮水。社交隔離措施達到了預期效果,疫情在4月底前得到控制。在政府並未給予大量直接支持的情況下,香港經濟迅速反彈。

就抗擊新冠疫情而言,非典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它在人們內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新的流行病出現時,香港機場會很快行動起來,檢查抵港旅客的體溫。1月底,大陸首次發現冠狀病毒病例,之後不久,香港就開始限制中國大陸游客人數,並關閉學校、政府辦公室、主要旅遊景點、圖書館和游泳池。香港居民普遍佩戴醫用外科口罩,此舉類似於大規模疫苗接種,有助於防止傳染病的傳播。

截至3月下旬,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數已經下降,而且政府沒有宣布封城。但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與2003年一樣嚴重。香港政府已經採取了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不是自然災害,亦沒有直接導致任何人死亡。然而,它就像冠狀病毒一樣,起初只對個體造成衝擊,但很快就吞噬了全球經濟,迫使決策者以前所有未的方式作出響應。

首先,聯儲局降低利率,並鼓勵各大銀行從美聯儲的貼現窗口借款。2008年年初,總統布殊和美國國會批准了總額達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大部分美國人可獲得一張600美元的退稅支票。

到了3月份,這場危機蔓延至美國金融體系的核心。美聯儲和財政部動用緊急救助權幫助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擺脫困境;同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產;聯儲局和財政部隨後救助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保險企業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股市遭受重創後,國會批准了總額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財政部通過該計劃向銀行、證券市場和汽車企業注入資金。2009年初,新當選的奧巴馬總統主導完成了一項金額達7,87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這場金融危機造成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得益於聯儲局、「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和財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機沒有演變成另一輪經濟大蕭條,更為如今的決策者留下了大量重振經濟的工具和策略。

這場危機還使美國政壇陷入嚴重分歧之中,且這些分歧延續至今。雖然「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令美國政府受益,但大多數民眾認為,該計劃救助的是那些引發危機的人。這種情緒引發了右派的茶黨運動(Tea Party)和左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如今,上述觀點依舊存在。有人說,新冠疫情為美國經濟帶來的衝擊不亞於金融危機;而特朗普總統和國會的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考慮採取救助措施和其它措施抵禦新的衝擊時,必須要權衡上述觀點。

2011年,地震和海嘯肆虐後的日本,一名救援人員正在執行遺體搜尋任務。圖片來源:PAULA BRONSTEIN /GETTY IMAGES
2011年,地震和海嘯肆虐後的日本,一名救援人員正在執行遺體搜尋任務。圖片來源:PAULA BRONSTEIN /GETTY IMAGES

日本東北地區發生的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海嘯造成1.9萬人死亡或失蹤,並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將其列為人類歷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損失金額高達2,390億美元。該地區是全球中間部件的供貨地,在地震和核泄漏後陷入停產,零部件短缺隨即導致世界各地工廠停工;因為人們擔心受核輻射影響,日本旅遊業、漁業和農業同樣遭受嚴重創傷。2月至3月期間,日本工業產值下降了16%,經濟陷入衰退。

日本最初的經濟反應是典型災後做法: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救援和重建,助推經濟復甦。政府還投入資源重建該地區,截至2014年,其製造業生產已恢復到災前水平。

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的經濟學家中田教授(Hiroyuki Nakata)表示,這種反應措施在短期內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效果就不那麼好了。 「地震過後,政府補貼東北地區企業的做法產生了積極和直接的效果,並形成了溢出效應,但多項計劃的規模可能過大,讓一些殭屍企業亦存活了下來。

為了解決公眾害怕核輻射這一難題,在接下來幾年日本關閉其所有核發電機,核電在日本發電量的佔比從2010年的25%下降2018年的5%。 這種做法的科學性很值得懷疑。去年,馬修·J·奈德爾(Mathew J. Neidell)、內田新介(Shinsuke Uchida)和瑪塞拉·維羅內西(Marcella Veronesi)等學者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電價上升後,日本家庭在天氣寒冷時採暖減少,2011年至2014年間1,280人因此死亡。然而,他們指出核輻射並未直接導致人員死亡,而只是引用了外界的預測數據,指核輻射最終會導致130人死於癌症。

公眾對有害事物所帶來的已知後果會產生抵觸情緒,這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要在公眾的抵觸情緒和潛在經濟損失之間做好平衡,福島核災難就說明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直到3月下旬,新冠疫情似乎呈現了相反的風險:公眾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冠狀病毒威脅,從而迫使政府採取更具顛覆性的措施,即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同時設法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抵消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

與上述所有災難一樣,新冠疫情使政府、企業和公眾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並且要在痛苦中權衡利弊。而新冠疫情與過往災難的主要區別是,其規模和廣度是人們前所未見的。

撰文:Greg Ip / Danny Dougherty / Anthony DeBarros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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