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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茲:這是我至今最好的投資

2013年6月,一名護士在印度一個農村診所準備一支五合一疫苗,它能預防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乙型肝炎和B型流感嗜血桿菌。 圖片來源:GAVI/2013/MANPREET ROMANA

在科技行業,成功和失敗都是常事,而大多數都是失敗的。我總假定我在科技領域的投資,10%會成功——而且是大獲成功,剩下的90%則會失敗。

當我離開微軟,轉而在慈善領域開啟我的第二段職業生涯時,並不覺得成功率會有多大變化。如今,我投資於減少貧困和疾病的新方法。我發現,發現一種新疫苗就像發現下一個科技行業的獨角獸一樣困難。(事實證明,發現疫苗難得多。)

然而,投資保健領域20年之後,一種投資方式令我大為訝異——因為它不同於投資新疫苗或新科技,成功率居然非常高。這就是全球衛生行業從業者所謂的「集資與送達」(financing and delivery)。數十年前,這些投資確定性不高,如今卻總有豐厚的回報。

在人類與疾病的鬥爭中,發現新藥等重大突破是很引人矚目的,這是理所當然的。青黴素和麻疹疫苗等新發明拯救了數億人的生命。

但僅僅研發有效的新藥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讓這些藥從實驗室去到醫院、診所和需要它們的家庭。藥並不會自己行走。購買醫療用品,再送去需要它們的地方,聽起來似乎容易,甚至有些無聊,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發展中國家,拯救生命往往意味着把藥品運送到偏遠山村和戰區。

20年來,我和妻子 Melinda 投入了100億美元,支持從事這項艱巨工作的組織,其中規模較大的三家是:Gavi,即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Vaccine Alliance),抗愛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簡稱:全球基金)以及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組(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每家機構都非常成功,然而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它們,亦不了解它們的工作。

相比關注它們,為它們提供資金和支持的人就更少了。未來18個月內,如果沒有更多的資金支持,這三家機構將不得不大幅縮減抗擊疾病、維持人類健康的工作。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這些機構並非無關緊要或者可有可無。事實上,它們也許是我們基金會做過的最佳投資。

20年前,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雖然自二戰以來公共衛生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居民的死亡率依然高得驚人,其罪魁禍首主要是疾病,而這些病通過一些基本的藥品就能輕鬆治療。建設相關機構的浪潮由此開始。

這股浪潮的起點是2000年Gavi(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的成立,其宗旨是購買疫苗,然後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孩子接種。兩年後,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成立,其目標也與Gavi相似:提供藥物,對抗被視作低收入國家頭號殺手的這三重疾病。

接着誕生的是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組,或稱GPEI。它最初成立於1988年,根據當時衛生工作者的記錄,世界各地有超過35萬例脊髓灰質炎症。然而到了21世紀第一個10年,全球只剩餘數千病例,並且人們還在繼續努力,讓這種疾病從地球上永久消失。

全世界早已擁有工具來抗擊困擾貧窮國家的疾病。治療愛滋病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問世已有30年,而在我出生前,Jonas Salk就發明了第一種脊髓灰質炎疫苗。然而,20年前這些藥物多數都很昂貴,而且我們亦沒有一個有效的網絡把它們運送到貧窮國家及其周邊地區。

這些新成立的機構幫助解決了這些問題。它們彙集美國、英國等捐助國的資金,創造了規模經濟。許多藥品的價格暴跌。這些基金與近100個國家合作,建立了大規模的供應鏈來運送貨物:Gavi去年為1億名兒童接種疫苗;全球基金發放了2億張經過殺蟲劑處理的蚊帳,幫助人們抵禦傳播瘧疾的蚊子。

這些舉措對疾病的影響是巨大的。自Gavi成立以來,中低收入國家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人數下降了40%。同時,脊髓灰質炎幾乎已經消失。去年,全球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數是31。

愛滋病方面的進展也許最為驚人,如果你記得2000年左右這種疾病傳染的情況,當年年頭一期《新聞周刊》(Newsweek)封面上,「1000萬孤兒」的標題赫然在目,雜誌報道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愛滋病如同殘忍的鐮刀收割着生命。」兩年後,全球基金成立。四年後,死亡人數達到峰值,此後,數字下跌了一半以上。

2000年,當我和 Melinda 開始投資這些基金時,我們的目標是拯救生命,讓人們不再受折磨,從這個標準來看,這些機構取得的成就早已超越了我們最美好的設想。但即使是從傳統的投資角度考量,它們也是成功的:它們創造了大量財富,因為人一旦不再卧病在床,就可以去上班或上學了。

2013年3月,在加納奧武圖森亞區,本文作者看着一名衛生工作者給兒童接種疫苗。 圖片來源:PIUS UTOMI EKPEI/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智庫「哥本哈根共識中心」(Copenhagen Consensus Center)使用精密複雜的演算法和最佳可用數據來比較備選扶貧策略。通過他們的方法,我們得以測試一個有趣的假設:假設我們的基金會沒有投資Gavi、全球基金和GPEI,而是把那100億美元用於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並承諾18年後將所有結存送給發展中國家。那麼,根據通脹調整後,截至2019年年初,這些國家應該會收到約120億美元,如果把股息再投資也算進去,那就是170億美元。

如果我們把100億美元投資到發展中國家的能源項目上呢?回報是1,500億美元。投資基礎建設,回報是1,700億美元。然而,我們投資全球衛生機構獲得的回報遠超於此:我們用100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藥品、蚊帳和其他用品,創造了估計2,000億美元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每三到五年,這三家機構都需要籌集新的資金。大多數時候,它們的「資金補充」在時間上是隔開的。然而現在情況有所不同了。十分湊巧,在未來18個月內,Gavi、全球基金和GPEI都需要更多資金。就我所記得的,2019年和2020年是為抗擊疾病提供資金最重要的年份,捐助者面臨的緊要問題是:你會繼續投資嗎?我的回答是:會,一定會。

我的回答並不單是基於過去的成功。這三家機構中,沒有一家是一直一帆風順的。給我信心的是它們的學習能力,通常來說是互相學習。

舉例來說,由於脊髓灰質炎症從1980年代的幾十萬例下降到2000年代的幾千例,GPEI亦就要隨之改變抗擊這種疾病的方式。消滅最後這些負隅頑抗的脊髓灰質炎症很不容易,因為它們流行之處是全世界最難到達的一些地方,例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偏遠角落。儘管如此,GPEI還是設法建立了一個監控系統,世界各地的實驗室都能獲取樣本(脊髓灰質炎通過糞便傳播)並檢測這種疾病的蹤跡。

現在,全球基金就在嘗試將脊髓灰質炎小組的經驗應用於抗擊瘧疾。他們建立監控系統,跟蹤是哪種蚊子在傳播疾病,又傳播到了哪裡,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分發帶有對應殺蟲劑的蚊帳。在接下來兩代人的時間,我們預計人類與疾病的鬥爭範圍會縮小,但亦會更劇烈。發展中國家整體上變得更健康了,但也有更多兒童出生在世界上最欠發達的角落。面對新疾病的出現,舊疾病的發展,以及這些人口的增長,能擁有這些與時俱進的機構,我們何其有幸。

2017年9月,我和妻子Melinda 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文章時,很擔心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會把美國對外援助的預算削減30%。幸運的是,在國會議員的努力之下,此事並未發生。但我們的隱憂仍在。2019年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總統再次瞄準了對外援助,稱其支持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把錢給了誰」,並表示將削減資金。

並非只有特朗普總統那樣想。如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這樣的機構,然而給予他們的幫助卻是其史上最少的。我們對這些機構捐贈的100億美元僅佔全世界投入的十分之一。絕大多數的資金並非來自慈善機構,而是政府。

20年來,說服立法者和國家領導人投資這些機構一直是一項艱鉅但尚可掌控的任務。哪怕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經濟衰退期,美國對全球基金的捐款也是在增加的。然而從那以後,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

孤立主義的浪潮繼續席捲了許多西方民主國家。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盟的立法部門——的選舉將於5月舉行,更多的極右政治家有可能會前往布魯塞爾。至於英國的對外援助預算,無人能預料到它在英國脫歐的動蕩中會有怎樣的結果。即使是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等傾向於支持對外援助的領導人,亦面對着重重壓力,需要將資金優先投入與本國相關的其他項目上。

在這種情況下,要為這些重要的全球衛生機構維持原本的資金注入已經非常不容易了。而隨着最具挑戰性地區的人口快速增長,維持原有的投入是不夠的。事實上,年初全球基金正式要求捐助者在未來三年內提供140億美元,較過去三年的全球認捐額多了10億美元。

當然,也有好事。雖然總統頗有微詞,美國國會還是始終堅定地支持對外援助。另外,印度和中國等快速發展的國家逐漸轉型,從接受全球衛生機構的援助轉變為為其提供支持。只是資金狀況並不穩定。全球基金的年度預算約為40億美元,在三家機構中是最多的。20年來,德、法、日、英、美五國的援助資金佔了其中的65%以上。Gavi和GPEI的數字略有不同,但情況極為相似: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在鼎力支持它們。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啟動了一個名為「全球消滅瘧疾計劃」(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的項目,成功地消滅了歐洲、南美洲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瘧疾。但該項目幾乎完全由美國出資支持,1963年,美國決定撤回資金後,該項目在沒有別的支持者的情況下只好停止,於是該疾病捲土重來:從巴西到土耳其,瘧疾到處肆虐。即使是少數富裕國家削減援助預算,我們今天也很有可能目睹類似的結果。

數十年的數據和經驗表明,抗擊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金錢。針對醫療保健的對外援助水平與某些最致命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之間密切相關。捐助增加,死亡人數就減少。現在,全世界的人們需要決定,是否還要延續這種顯著趨勢。

在全球衛生體系的某些領域中,數據參差不齊,我們不清楚投資是否會有回報,也不知道如果完全不投資會怎樣。但上述投資不屬於此類。如果我們想減輕苦難,拯救生命,那麼Gavi、全球基金和GPEI這類機構是我們最有成功把握的事了。它們是這20年來我與梅琳達做過的最佳投資,亦是整個世界在未來幾年中所能做的最佳投資。

(本文作者比爾·蓋茲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聯席主席。文章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本報觀點。)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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