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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者的強力後盾:中產大軍

近日,為示威者提供裝備的高先生舉着主張「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標語。 圖片來源:FITZ SUE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這場由年輕人主導的示威活動為何能夠持續數月之久?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是,香港本地已步入中年的在職人士為抗議者提供了強大的幕後支持。

很多個夜晚,當香港被催淚彈的煙霧籠罩,身穿黑衣的年輕示威者被警察追趕,中年經理人陳先生(Mr. Chan)都會開着他的銀色豐田四門車,接送示威者回家。

送完一隊人之後,他又會返回去接更多的人;他車上準備着水和一袋T恤,可供示威者快速「變裝」。他穿梭於衝突地區與許多示威者居住的偏遠地區之間,一跑就是100英里(約161公里)。

陳先生是「校巴」群體的一員。所謂「校巴」(the school bus),是一個秘密組織,裏面聚集了大批用於撤離衝突現場的車主,他們多是年長的香港中產階級,他們想為那些在街頭抗議的年輕人提供支持。一個專門組織此類行動的加密聊天群組名叫「接放學」(after school pickup),在群組內司機被稱為「家長」(parents),示威者則是「孩子」(children),雙方可以通過群組建立聯繫。該群組成員約有2.1萬人。另有數萬人加入了其他群組。

今個夏天大量示威人群走向香港街頭,抗議中央政府的高壓管控,他們與警察對峙,阻塞交通,擾亂機場秩序。雖然北京方面及其精心挑選的香港領導人表示,沉默的香港市民大多是反對示威者的,但仔細觀察後你會發現,這座城市內有很大一批人在低調地支持這場示威。

香港各地湧現了大量的「地下」支持者,這群人隱匿於公眾視線之外,他們開車送示威者回家,為他們提供防毒面罩、伙食費,以及用於法律辯護的資金。有些受傷的示威者擔心在公立醫院受到不公對待,於是一個醫生團體為他們提供了匿名檢查。還有一個團體會聽取年輕示威者的心聲,讓他們有機會敞開心扉,這些年輕人感覺難以同父母談論他們目前正在經歷的事情。該團體在示威者聊天室中的口號是:「你不必獨自面對」,其管理員的賬號是@cometomama。

6月以來,活動人士共募集了約1,000萬美元資金,用來支付示威者的律師費和醫療費。據其中一位組織者吳靄儀(Margaret Ng)介紹,該基金被稱為「612人道支援基金」——6月12日,香港發生了激烈衝突,一些示威者被指控的罪名可以讓他們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她表示:「這件事意義重大,說明很多香港人雖然沒法站出來示威,但他們心底是希望以某種方式表達支持的。」

活動人士還透過眾籌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用作在海外報紙上購買整版廣告,解釋示威者的意圖,爭取國際支持。首批廣告選在日本20國集團峰會(G20)期間刊登。

「我們只是一些鄰居,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提供接送服務的陳先生表示,他希望為自己的孩子守護香港的未來。記者跟他通電話時,他附近高樓的陽台上傳來一聲「撐香港」的呼喊,這是在為示威者打氣——當時已是晚上10點。「我們就像不斷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圈子一樣,交疊,再交疊,直到達成目標,就像一條人鏈。」

而這條人鏈的規模之巨,本月初的一件事令公眾得以窺見一斑。當時,香港政府關停了通往香港國際機場的公共交通,由於地處偏遠,示威者滯留機場。然而在他們發出接車請求後,大批司機應聲而出,一條主要的高速公路竟陷入擠塞。幾小時後,前去救援的司機數量甚至超過了示威者數量。一些司機只能空車而返。

今年夏天的這場示威活動一開始只是抗議引渡法案(該法案允許向中國內地引渡罪犯),後來卻愈演愈烈,遲遲未見平息。雖然警方為恢復秩序加大了抓捕力度,還動用了高壓水槍,但示威者並未停止抗議。究其原因,上述幕後支持可能是一大因素。這種支持亦使北京方面宣揚的觀點變得站不住腳,它宣稱示威活動之所以持續,是美國等國家的煽動者所為。

支持者的行動是暗中進行的,因為他們擔心被扣上教唆非法集會之類的罪名,也害怕中國大陸對他們進行報復。中央政府已經向香港主要航空公司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等企業施壓,要求他們解僱涉嫌支持示威者或參與示威的員工。

許多支持者都來自香港社會的較富裕階層。以D太太為例,這位家庭主婦留着一頭長髮,手上戴着大鑽戒,D是她其中一個名字的首字母。她家住九龍塘,該區向來是香港的富人區,已故演員李小龍亦曾住在那裡。「你可以寫出來我住在九龍塘,」她說。「我想讓人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在支持這場運動。」

有的時候,她和丈夫晚上在電視了解到衝突情況之後,會開着自家豪華房車去接送示威者。她會首先查看Telegram上的一個「校巴」頻道,看Telegram通過稍加掩飾的代號,將駕駛員與示威者聯繫起來。「所有孩子都回家了嗎?」9月7日凌晨一點半,一個校巴群組的負責人問道,當晚,旺角附近發生了暴力衝突。「如果有人想讓我們今天接你放學,如果有人需要乘車回家,請聯繫管理員。」凌晨兩點,群組內又重複了這一消息。

7月份時,D太太看到有報道說,一些年輕示威者在與警察的長時間對峙期間,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都吃不到什麼東西,這讓她很難過。這些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經常沒有足夠的錢坐車、購買頭盔或是食物。她說,有些父母都不給孩子零花錢了,就是怕孩子出去。很快D太太就通過鄰居籌集了價值2.5萬美元的麥當勞禮品券和預付地鐵卡。

她說,許多示威者不好意思接受捐贈,於是她和朋友們決定將它們包裝為「來自一位阿姨的禮物」。他們將禮品券與手寫便條和小小的心形圖案包在一起。D太太說,她會親手把禮品券送給她遇到的示威者,或是交給她在加密聊天工具中認識的示威者,再由他們通過自己的網絡,分發這些禮品。「你不孤單,」其中一張便條上寫道。「我們會給予你能量。」

有些錢的確為選擇逃亡的被捕示威者提供了幫助——據兩名獲得資金支持的示威者和兩名了解此事的捐贈者介紹。一些害怕長期監禁的示威者通常會逃往台灣。

自示威活動開始以來,警方使用了催淚彈、辣椒噴霧、高壓水槍以及危害較輕的射彈(比如豆袋彈)等武器,而支持者的主要後勤工作也是為前線示威者提供裝備,用來抵禦這些武器,保護自身。全套裝備的價格大約在50美元以上,包括3M的防毒面罩和濾芯、Korel的黃色安全帽、護目鏡以及手套。防毒面罩頻繁使用後,更換優質濾芯大約需要22-35美元。

這些裝備已經很難在香港商店買到,但街頭仍然供應充足。在示威集會區,經常能看到成堆的安全帽裝在塑料包裝內,或一箱箱的護目鏡可供隨意取用。親北京的記者、商人及政界人士認為,這些看似取之不盡的新裝備表明,這場運動得到了反華組織的支持,其中很可能有來自美國的資金。

「我聽說有幾輛貨Van會停在前線後面,為他們輸送頭盔和口罩,你知道,都是一流裝備,」香港知名房地產商人盛智文(Alan Zeman)表示,他支持香港政府,他認為抗議者的資金可能是美國在暗中提供。「他們都是些孩子,但他們有面罩,有各種各樣的裝備。他們背後是有組織的。」

一位自稱高先生(Mr. Ko)的支持者是一家跨國公司的區域管理層。他說現時他的大部分閒暇時間都在購買和分發此類裝備。他們有一個大約100人的非正式小組,通過Telegram聯絡,他們會共享採購、運輸及分發資訊。他們從台灣進口裝備,他們相信當地的供應商絕不會向警方泄露他們的名字。「我們每人只買幾套,以免惹人注意,」他說。「但每人買五套,加起來就有500套。」

近日的一次示威期間,接送示威者的陳先生在天橋上俯瞰下面的人群。 圖片來源:FITZ SUE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一位30多歲的張姓工程師帶來了更多裝備。他在建築工地工作,因此有合理的理由批量購買裝備。他說,他在工地上存放了六箱3M全罩式防毒面具,以供下一次大規模示威時使用。

他通過一個工程師聊天群保持聯絡,這個群組只有經人推薦才能加入。如今,許多群組都要求新成員加入時,必須有一名現有成員做擔保,以此防止警方滲透。他們會在群組內討論購買裝備以及其他與工程有關的話題,例如能否使用碳纖維為示威者製作輕型盾牌。

高先生向一些示威者提供了裝備,他們是在一場示威的前幾天認識的。「我告訴父母們,這就跟你和孩子談論性的問題一樣,」高先生說。「你知道他們反正都要做,所以不如給他們提供防護措施。我們知道他們要去示威,所以我們就為他們提供裝備來保護自己。」高先生認為,示威者之所以更喜歡一款價格更貴的防毒面罩,是因為那些面罩是粉紅色的,比較醒目。「他們很想要粉紅色的,我們就給他們買粉紅色的,」他說。

一些較為年長的香港人也支持過以前的示威活動。在2014年那場持續了79天的靜坐示威期間,他們為尋求民主的學生提供了食品、帳篷及其他援助。50多歲的Chris表示,如今,他們對示威者的支持力度更大了。這位打扮光鮮的中年人擁有一家物流和運輸公司。在2014年的示威活動中,Chris下班後西裝也不換,就背着木板,前往示威場所搭建書桌,以便那些學生年紀的示威者能繼續學習。他還因此登上了當地新聞。他說,現在,他經常站在離蒙面示威者與警察對峙點很近的地方,原因之一是想看看他們是否需要什麼。「我覺得我虧欠這些孩子們很多,」他說。

共產主義革命後,Chris的父母逃離了中國大陸,一無所有的他們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開始了新生活。1997年,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基於「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將在2047年前享有一定的自治權。然而今年,一部擬議中的法律對這一安排造成了威脅。根據該法案,罪犯可以被引渡至中國內地。這項法案的出現,加上香港法治曾經遭受的一系列其他侵蝕,引發了當前的示威活動。在Chris看來,這為「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現有的生活方式敲響了喪鐘。「這是一場自由與民主對抗專制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他說。

6月12日,當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大樓外,試圖阻止議員通過該法案時,他也去了。他預料到警察會使用胡椒噴霧驅散人群,於是,他買光了附件商店內的所有雨傘,將之用作防護罩。他至少買了50把傘,有的店家只收了一半的錢,他說這反映出當地民眾的支持度。議員們被迫暫時停止投票。接下來的整個夏天,對抗不斷升級。

如今年輕的示威者形成了一個個自發的團隊,人數從幾人到幾十人不等。Chris說,他和其中一個團隊的代表建立了聯繫,現在的他就好像是「領養」了這群孩子。通過他們,Chris又接觸到更多人。他為他們提供資金,用作購買防護裝備、食物和其他所需物資。在所有支持方式中,「校巴」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年長支持者與年輕示威者之間的距離。有時,父親和兒子也因此走得更近。

23歲的Tim是一名會計學院的畢業生,有時,他參加完示威回到家後,還會在深夜跟着父親繼續出去,接送其他示威者。他父親負責開車,Tim則是為了讓示威者放心,以免他們誤以為自己的父親是警察。「這種經歷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他說。

「校巴」活動最初興起是因為,在香港島參與遊行的示威者需要回家,而他們大多住在海港對岸的九龍。現在,「校巴」變得更重要了,因為當局讓地鐵提前收車,回不了家的示威者只能在街上徘徊,很容易被捕。

7月21日那天,示威者Desmond頭一次向免費校巴尋求了幫助。當晚,他被揮舞着警棍的警察追趕,急需回到對岸的家中。但他聽到消息說,有示威者在地鐵內被毆打,無奈之下,他只好向一間校巴聊天室的匿名管理員求助。管理員讓他前往一片嘈雜的酒吧區,站在街邊等候,這裏的候客車輛很多,不容易引起注意。到了那裡,Desmond看到有20輛車排成一行,司機們大聲叫喊着不同的目的地,比如西九龍,或是東九龍。陳先生說,司機接到示威者後,兩代人之間會儘量少交談。

「你如果講太多話,問太多問題,他們會擔心你是不是警察,」他說。「我就開我的車,他們想在哪裡下,我就在哪裡停車。」

撰文:John Lyons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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