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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CEO來到第七任 她能完成改革嗎?

Yahoo財經的Julie Hyman、Brian Sozzi和Myles Udland與富國資深研究分析師Mike Mayo討論新任花旗集團Jane Fraser的未來。

All Markets Summit Asia-疫風前進

MYLES UDLAND:Mike,跟你談總是很有意思的。就從這裡開始吧,昨天,你在一份給客戶的報告上提到昨天那「日報」報導Fraser在花旗的野心。你對那報導有甚麼看法?當Fraser在花旗手擔當這最高職位時,你覺得可以切合你對公司的預期,甚至帶來驚喜嗎?

MIKE MAYO:這個,我想最驚喜的是這個花旗新任的CEO Jane Fraser是個很有幹勁而立即起動的人。在《華爾街日報》裡有引述道公司「一場重大的改組可能即將出現」而這將是一個180度的改變。在過去四年,花旗的管理層,包括董事局,曾堅定地表示重組已完成。他們不需要重組。那基本就是在禮貌地說,Mike Mayo你走吧。而現在有了這《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與他們在過去四年所說的是180度的轉變。在這樣說了四年以後,然後改口說,是啊,我們會有一個重大重組。

而事實上,這是花旗最需要做的事,就像我已重復地說了一段時間一樣。而假如這樣做,他們可以為一些,例如被困的資金和未被釋放的價值解鎖。我們估算過,這裡是一個大數目。就在這裡。公司今天開市時股價是66美元,而我們估計上述部份的總和是111美元。

因此只要沽出一些資產,而實現其中的一些價值,對股東來說一定是好事。現在,來到第七任CEO了。我們稱這為重組7.0,因為之前六任CEO也進行過一些重組。但目前是前所未有地需要一個重組的,因為這二十年來花旗在策略、執行、財務回報比例,以及當然包括股價表現,通通都失敗。

Mike Mayo表示,她已經在集團裡工作接近二十年。自去年起她就是公司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好處是她真的了解花旗集團。
Mike Mayo表示,她已經在集團裡工作接近二十年。自去年起她就是公司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好處是她真的了解花旗集團。 (Erin Scott / reuters)

BRIAN SOZZI:Mike, Jane Fraser已經在這裡工作了好一段日子。為甚麼投資者可以相信她可以帶來新氣象,以至事實上,可以宣布一個大型重組?而在那之後,花旗會出售甚麼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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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MAYO:這個,她已經在集團裡工作接近二十年。自去年起她就是公司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好處是她真的了解花旗集團。而令人有點意外或實際上有需要的,是這個將會進行的重組的規模。

現在,文章裡提到將會出售亞洲消費者業務。文章特別提到會出售南韓業務,那是花旗在2004年購入的,當時對Koram的收購價是24億美元,還有出售越南的業務。順便說一下,我們說的是消費者業務。假如他們出售所有亞洲消費者業務,那相當於集團的十份一。

第二,重組他們的支付業務,那相當於37%盈利。第三,淘汰舊有的笨重的電腦系統。對投資者來說那是好事。這可以解決他們與監管機構之間的問題。而最終可以讓公司跑輸大市的股價表現有改善。

JULIE HYMAN:很多你說到的是實際改變,就是在重組來說,出售一系列的資產。但我對形而上的部份更感興趣。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一樣,Fraser在公司已經有一段不短的日子,而當時她不在其位。那麼在文化上,就是我所說的形而上部份,她可以改變甚麼?你預期她會為花旗帶來甚麼改變?

MIKE MAYO:我覺得花旗需要的是更佳的問責制度,由上而下。而她一定可以加大這強度。她可以加強問責程度。她可以改善透明度。因為她可能曾經是個富團隊精神的人,而當你能在團隊裡做好自己,然後踏上第一線位置的話,你就有機會向前邁步和作出改變。

有時一個簡單的決定已經是最有力量的、能重組業務和新增業務方向,因此重組能讓你管理得更好,同時更能量度效益。而我想那大概是她最核心的能耐。若她能實行幾個像那樣簡單而有力的改變,那麼花旗集團就能終於實現一些價值,實現更多的潛力,因為它原本已有所需的元素。

Mike Mayo指,花旗董事會不能令集團的管理層足夠地問責。
Mike Mayo指,花旗董事會不能令集團的管理層足夠地問責。 (Tim Wimborne / reuters)

BRIAN SOZZI:Mike,你是否認為花旗其中一部份問題,一個一直存在的問題,就是他們那個16人的董事局,而這情況已持續一段時間。你認為這個16人董事局可以如何來一個大型重組?

MIKE MAYO:若Jane Fraser可以與其他有能力的人一起為那董事會帶來一些變化,將會是好事,因為目前那董事會做得不好。這董事會不能令花旗集團的管理層足夠地問責。這已經延續了超過一年、五年、十年,或者自90年代尾的全併開始。

其中最佳的例子就是,那些CEO們在過去二十年大概獲得4億美元的薪酬,同時股價下跌了80或是90%。那不是資本主義,而那是行不通的。那就是為甚麼我參與公司的周年大會,因為假如資本主義不可行,那就等股東、公司的擁有者以及能代表他們的人,像我這般,去發聲。

假如那還不能發生,你就會看到之後華盛頓,以及監管當局會插手。所以侢在是時候提高花旗集團以及他們的管理人員的問責度。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在董事會裡進行一些改革。我希望Jane Fraser可以擁有一些彈性去實行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