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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危机下无奈的中国青年 再走下乡之路

【彭博】-- Gong Chengqiang曾在杭州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年薪有20万元人民币,但疫情期间公司倒闭了。如今他在浙江农村种草莓,但40%的收成毁于病虫害,预计至少得赔掉以前一年的薪水。

这位30岁的年轻人写过财经博客,失败后决定搬到乡下,对种植水果产生兴趣。Gong希望改变20种水果的口味、质量和价格,有其他博主想对他做天使投资。就在他一心追求种植事业的同时,孤独无助也挥之不去,尤其是父母对他的决定感到失望。

“我父亲家里一辈子都在务农,”Gong说。“他们就盼着孩子过上不一样的生活,想不明白供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最后又回到地里务农。”

几十年来,很多人和Gong的父母一样到城里打工,推动经济迅速发展。但随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放缓,失业危机最先扑向了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五分之一。原本希望孩子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家庭,现在希望愈发渺茫。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2022年均出现有记录以来首次人口下降。

“2014年毕业的时候,就连我这样没有经验的普通学生,也能收到好几份录用通知,能找到一家好公司上班,”Gong说。 “这是时代赋予我的机会,现在却遥不可及。”

农村成了年轻人喘口气的地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号召年轻人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最近几个月更是频频发声。广东省5月份推出试点计划,将用三年时间组织动员30万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发展,并制定了激励扶持政策,如派遣和志愿者开展两到三年乡村振兴志愿服务、返乡实习就业和创业项目孵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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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民政部顾问杜鹏今年早前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一个家庭最大的投资就是年轻人,甚至比买房的投资还要大,养育一个年轻人需要20年或者更长时间,他们的就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因此政府非常关注青年就业。

但鉴于经济面临的挑战,关注农村就业不太可能改变中国年轻人的困境。 彭博经济研究预计,新冠疫情后的十年,GDP年增长率将减半至4%,而疫情爆发前的十年经济增速达到了8%。房价下跌让家庭对未来渺茫,信心减弱使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到历史低点。

毕业生离开技术创新发达的城市,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而城市化进程放缓,将减少对新建住宅的需求,而这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在有些人看来,呼吁乡村振兴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以免年轻人公开发泄不满。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Jenny Chan表示,让年轻人远离城市喧嚣也许能降低这种风险,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这不过是推迟了青年失业危机而已,因为从结构上讲,经济增长势头并没有改善,”她说,并称政府可以通过开放经济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取得更大成就。“政府只是在争取时间。”

让青年回到农村,让人联想起19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习近平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自豪地讲述了他在北方当知青的七年时光,写道“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官媒大力宣传他这段经历,近年来习近平呼吁年轻人要服务基层多吃苦。

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回归乡野,并没有习近平当年那种情怀。很多人是无奈之举,只能做些与专长不相干的工作。曾经吸纳大量毕业生的教育和科技行业,受政策调整冲击较大,很多毕业生转而考公。

今年24岁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Chen Bing,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全职工作,去村里的一所学校做了辅导员志愿者。这个项目可以给考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加分,但每个月只能拿到2,300元的津贴。她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却不免对未来焦虑彷徨。

“每当我对下一步焦虑难过时,就劝自己不如躺平一点,做好眼前的工作就行,”Chen表示。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Ya-Wen Lei表示,“年轻人能不能从临时的政府工作中获得宝贵的就业技能还是两说。”

广东省推出的一项举措不是把农村就业作为权宜之计,而是本身去创造商业机会。2022年启动的“乡村CEO学堂”工程,为学员提供一个月的农村创业培训课程。

20岁的Zhang Boai还在上大学时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他获得了逾10万元的政府补贴,现在带领40人的团队,开发一种提高果农产量的新型土壤处理产品。

“以前政府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牺牲了农村的发展,”他说。“现在该农民有所收获了。”

归根结底,住在农村对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是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农村工作工资低但很稳定,一般还有免费食宿。生活节奏慢,也让人很舒心。

24岁的Wang Zhihao觉得,在广东乡镇政府的财务办公室工作比在城里更快乐。他做实习会计工作时,光是吃住就得花2,000元,上下班单程都得一个小时。

“在广州,很多事情好像望尘莫及,”Wang说道。“房价和日常开销,让人喘不了气。”

原文标题China Job Crisis Pushes Young City Workers to Rural Areas

(更新第十段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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