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出路減少

【iMoney智富雜誌—ibanker教室】 25年前美國最富有的1 % 人口，擁有全國33%財富，現在他們擁有全國40%財富，而底層的八成人口只擁有全國財富的7%。收入差距愈來愈懸殊，1%富人的每年收入佔全國收入約24%，比例在30年間升了兩倍。

美國的收入懸殊是近30年的產物。大戰後的五六十年代，經濟迅速發展，收入分配穩定，收入差異甚至縮窄，那是美國中產最幸福的時代。

  美好的時光在七十年代末結束，工資停滯，通脹肆虐，收入差距節節上升，九十年代初曾經短暫放緩，恢復速度卻更加兇猛。諾貝爾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將八十年代起的日子稱作「Great Divergence」。事實上八十年代初，美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持續經濟增長，然而不斷提高的生產力，並沒有轉化為中下階層的工資增長，貧富收入差距不斷拉闊，從1980年起的25年間，超過八成的總收入增長，都去流到最富有的1%人的口袋裏。但因為相信社會的流動性，不過當年的美國人仍然對前景樂觀，無視收入差距的擴大。

  可是當社會上流空間的收窄，努力的回報減少，不管如何務實工作，低收入的市民也無法改善生活，收入不均的事實終於呈現眼前。成熟經濟體系如美國和香港，都有不少面對這種困境的在職窮人。

  問題成因眾說紛紜

  直至現在，不要說提出改善收入差距的辦法，即使是收入不均的成因，亦未有任何一套理論獲得共識。美國早期慣將問題歸咎於新移民人口。種族和性別歧視也是常見的解釋，長久以來，就有職場歧視少數族裔與女性以致他們獲較低工資的說法。美國全職工作女性的年收入中位數比男性低23%，黑人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數比白人低38%。但重點是男女或黑/白的收入差距，在過去30年並沒有拉闊，並非整體收入不均嚴重化的原因。
 
  近年新興的說法，是科技造就收入不平等。電腦科技急速發展，社會轉型至知識型經濟，工種走向上下兩極，中層的職位陸續消失。上層工種需要專業知識或技術，金融、法律、電腦、數理、分析等，也就是至少有大學學歷的人才能勝任的工作。下層工種的意思不是低檔，而是工作要求的技術較簡單，主要是服務性行業，如餐廳侍應、保安、家務助理等。中層工種，就是要求技術在兩者之間的職業，如工廠工人、文員等，這些曾經是許多人的工作，在知識型經濟之下高速流失。

  科技消滅工作的說法，可追溯至五十年代，那時候自動化的世界剛開始，世界發明了不少令生活更簡便的機器，有人認為這些科技將為社會帶來大規模的失業。當然事實已證明這並不正確，因為一台新的機器可能會消滅了某一類工種，但同時也會創造了新的職位，譬如是製造這些機器的工人。

  可是又有人指出，現代蓬勃而普及發展的資訊科技是另一回事。數十年前中改變生活的科技，主要是以機械代替體力勞動的發明，譬如是發明了蒸氣推動的金屬模機器，代替了鐵匠的雙手。而現代的電腦科技，重點不在於代替我們的勞力，而是執行需要少許技術的指令。

  多個行業走向夕陽

  電腦可以取替的中層工種，包括銀行的櫃檯職員。七十年代，銀行櫃檯職員增長了85%，是美國增長最快的職業之一。那時櫃檯職員的入職要求是高中學歷，平均周薪約90美元，相等於2010年約2.6萬美元（20.3萬港元）年薪。到了現在，人們幾乎都以自動櫃員機、網上或電話進行理財交易，親自到銀行的人大大減少，櫃檯職員變為夕陽行業。美國勞工統計局預測未來10年內，整個行業就只會有微不足道的6%增長，平均年薪降至2.5萬美元（19.5萬港元）。近似的情況也在打字員、家電修理工、農民等行業發生，而且不限於美國，日本、歐盟等地都有着同樣的趨勢。

  雖然言之鑿鑿，但是科技發展仍未能圓滿地解釋收入不均：第一，美國的收入不均程度遠比歐洲嚴重；第二，不均趨勢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惡化，那時絕大部分人仍未見過個人電腦，到九十年代末電腦科技普及了，惡化的情況卻放緩，如果電腦科技是驅使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情況相反才對；第三，如果知識型經濟是那麼需要高學歷的人，書呆子應可全部發財，但現實中大學生和研究生水平的收入溢價卻逐漸下降。

  關於21世紀的電腦科技對經濟影響有全新影響的說法，專門研究科技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並不同意。Goldin和Katz都認為，雖然電腦科技對經濟影響很大，但程度無異於20世紀的工業科技影響，也總不如1900年代在巴黎博覽會上出現的發電機。譬如從1909年到1929年，美國製造業購買電力的容量上升六倍，從1917年到1930年，美國家庭用電量的比例從24%提高到80%。再看電腦普及的影響，從1984年到2003年，美國工人使用電腦的比例從25%升至57%。

  教育問題致工種錯配

  二人認為長久以來，科技都會為勞工市場帶來影響，但程度未有在這世紀明顯加快。在電腦以前，我們也見證了蒸氣機、飛機等許多重大的技術革命。這些發明的出現，也如電腦一樣令社會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逐步增加，但它們同樣沒有令收入不平等惡化。Goldin和Katz認為收入不均擴張，成因不在電腦科技發展改變人力需求，而是在科技發展的同時，教育並未能配合得了，導致人力資源供求不相稱。
 
  本周《經濟學人》專欄一篇《The Great Mismatch》文章，寫到多個國家年輕失業人口增加，商業機構卻有大量空缺無法聘請到合適員工。在部分歐洲和中東地區，四分一以上 15歲至24歲人口沒有工作，失業黑點如西班牙和埃及數字更達一半以上。現估計全球共有7,500萬年輕人失業，而就業不足的數字是兩倍。本年就業服務公司Manpower曾發表報告，全球三分一以上的僱主在招聘遇上困難，而且不限於如工程、電腦等專業領域，一般辦公室中層管理亦然。上周麥肯錫發表一個研究英、美、巴西、德國、印度、土耳其等9個國家就業市場的報告，只有43%的僱主認為他們可以找到足夠而合適的入門級工人。
 
  要改善情況，有效的辦法可能是改革職業教育。一直以來各國政府都主力資助大學，而大學也確立一種優越的形象，令不少父母和學生本身都視職業教育為次選。麥肯錫的調查顯示很多學生即使認為職業教育更有利他們找工作，卻仍選擇學術型大學。但是學術型大學的教授升職，基本只是看研究成果和論文發表數量，與教學無關。有不少有名的大學，比如哈佛等常春藤大學，由於教授忙於研究，很多的課都是由博士生教，教學質量相當低。香港很多大學也是如此。所以時間花了不少，經費也花了很多，但是學生素質一般。倒不如讓學生真正學點有用的東西。一些有遠見的國家如南韓，已着手改革職業學校，例如為學生提供更多資助、提高學校地位等，以培訓合乎職場需求的年輕人。
 
  撰文：王澤基
 
  王澤基：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